专注活动线报,各类源码,QQ技术等全网资源免费分享平台

肖像画上的笑容看做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欢笑。现在一句话说出

发布:admin10-10分类: 无遮羞中文免费大全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个,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后来,特别是解放以后,我的事情多起来,而且经常外出,只好委托萧珊代为处理读者的来信和来稿。我虽然深感抱歉,但也无可奈何。 
  那个时候出版社少有人关心。即使是成名的作家,也找不到按月领工资的机会。尽管在学识上,在能力上我都有缺点,但是我有一种不错的想法: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我不能说我已经办到了。但是我经常意识到我和作家们走向同一个目标。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不够格的编辑,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么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我并不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感到后悔,我觉得惭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负责编辑、看过校样的书稿印出来后错字不少,越是后期出的书,错字越多。对作者和对读者我都感到歉意。   
  那个时候中日两国间没有邦交,我们访问贵国到处遇见阻力,仿佛在荆棘丛中行路,前进一步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处处有援助的手伸向我们。在日本人民中间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一连三年我怀着求友的心东渡访问,我总是满载而归,我结交了许多真诚的朋友。我曾经和已故的中岛健藏先生坦率地交谈,说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也是他用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我敬佩他挑选了这个值得献身的工作,同时我也表示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力量。我还记得一九六三年我第三次访问结束,离开东京的前夕,代表团同接待工作人员举行联欢,席上大家交谈半个多月的活动和相处的情况,感情激动地谈起中日人民友谊的美好前景,不仅几位年轻的日本朋友淌了眼泪,连我、连比我年长的谢冰心女士,我们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们都看得明白:只有让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孙万代的幸福;反过来,中日友谊遭到破坏,两国人民就会遭受大的灾难。 
  那个晚上的招待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法国人的晚宴常常继续到午夜甚至更迟,因为我年纪大了,女主人允许我早退。尼斯友协分会的主席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她的丈夫也是分会的成员和骨干。这一家的女主人是已故华侨医生的法国夫人,有三子一女,只有一个还在大学念书的小儿子讲汉语,书写汉文。这里是一所相当漂亮的别墅,房内还有各种古玩陈设。我们一行四人住在这里,另外还有三位住在车夫人未来媳妇的家中。她们对我们非常周到,好像在招待远方来的亲戚。招待会的菜点都是车夫人和女儿、媳妇准备的。我们出去参观访问都是车夫人自己开车。两天以后我们代表团从尼斯坐火车去马赛,友协分会负责人和车夫人一家送客人到车站。我们在车厢里看见车夫人频频揩眼睛,我的女儿也落了眼泪。 
  那几年在抗战的大后方,我见到的、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知识分子受苦,知识受到轻视。人越善良,越是受欺负,生活也越苦。人有见识、有是非观念,不肯随波逐流,会处处受歧视。爱说真话常常被认为喜欢发牢骚,更容易受排挤,遭冷落。在那样的社会里我能够活下去,因为(一)我拼命写作,(二)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没有家庭的拖累。结婚时我们不曾请一桌客,买一件家具,婚后只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饭。没有人讥笑我们寒伧,反正社会瞧不起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好像它不需要我们一样。幸而我并不看轻自己,我坚持奋斗。我也不看轻知识,我不断地积累知识。我用知识作武器在旧社会进行斗争。有一段长时期汪文宣那样的命运像一团黑影一直在我的头上盘旋。我没有屈服。我写《寒夜》,也是在进行斗争,我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挣扎。我并没有把握取得胜利,但是我知道要是松一口气放弃了斗争,我就会落进黑暗的深渊。说句心里话,写了这本小说,我首先挽救了自己。轻视文化、轻视知识的旧社会终于结束了,我却活到现在,见到了光明。 
  那么“干扰”从哪里来? 
  那么“我的感情”和“我的爱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用说,它们都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从我的见闻里来的。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惟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爱玛·包瓦利(今通译包法利。编者注)是他自己;郭老说蔡文姬是他。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里也有我自己,有时在觉慧身上,有时在觉民身上,有时在剑云身上,或者其他的人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谈谈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是红学家,我却什么也不是,谈不出来,我只给他写了两三句话寄去。我没有留底稿,不过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记。我说:“《红楼梦》虽然不是作者的自传,但总有自传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 
  那么古老的民族就不需要新的血液吗?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连这样的“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到现在她仍然是我们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个小时。惟有我不让人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谈十年的噩梦反反复复谈个不停,几乎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那么哪里来的官气呢?我们这里只有人民的“公仆”。大家都在“为人民服务”。我曾经这样向人报喜,也经常听到别人这样对我宣传。我们都说:“日子越过越好”,也相信“人越变越好”。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于是“文革”开场,我脸上的人皮不客气地给剥了下来,我毫不留情地被降级为“牛”。再用不着那一切虚假的报喜了。我既然是“牛”,当然不会有人为我“服务”,我只好接受非人的待遇。不单是我,许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当时和我一起给关在“牛棚”里的人,都是这样。从此一切都靠自己动手,各种奇耻大辱都甘心忍受。造反派在本单位张贴大字报“勒令”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他们不仅在本单位横行霸道,还可以带着大字报到别的单位去造反,去揪人。总之,他们干得很成功。一连十年我们除了有时拼命背诵“老三篇”①之外,就不懂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对付我们只有用“劳动改造”。这就是说,没有人为我们服务,我们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为别人服务,服务成为极其光荣的事情,正如“同志”是极其光荣的称呼。我们都没有份。十年中间我并没有感觉到人和人的关系“越变越好”,只知道“人”和“牛”的关系越变越坏。为人民服务的人似乎都高人一等,当然高高在上,干这种工作都好像在衙门里办公。我们即使走进一家商店购买物品,也不像一个顾客,倒像要求施舍的乞丐。我们得到的常常是无礼的训斥。 
  那么让我坦率地承认我同意赵丹同志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那么为什么会感到厌倦呢?是由于阅读五十四年中间自己写的那一大堆前言后记吧,我看一定是这样。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还在奉贤县“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天工宣队老师傅带着我们机关“造反派”到我家去抄书,拿走了几本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著作,这些书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出版的,一直放在书架上,我想它们该是最保险的吧。没有想到给没收的偏偏是它们。后来我回家休假,萧珊讲起这件事,我们起初大惑不解,想了一阵,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可能他们过去写的文章并不都证明他们生来就正确,而且一贯正确,因此不利于身居高位的今天的他们,还是将它们没收烧毁为妙。 
  那么我从哪里写起呢? 
  那么我已经做到了?没有,远远没有!所以我今天仍然要说: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也不想做一个艺术家,我只要做一个“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的人。为了这个,我决不放下我的笔。 
  那么要发展我们的文学事业,怎么办?扩大级别吗?增加等级吗?不,恰恰相反,我看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让作家们受到最少的“干扰”。 
  那十年中间我自己也宣传了多少“歪理”啊!什么是歪理?没有思路的思想就是歪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也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揭发、编造我的罪行,无限上纲。我害怕极了。我起初还分辩几句,后来一律默认。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造反派批斗我的时候经常骂一句:“休想捞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我决心认真地改造自己。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为了“超度亡灵”,请了和尚来诵经,在大厅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阎罗的图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过十个殿,受尽了种种酷刑,最后转世为人。这是我儿童时代受到的教育,几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我就是这样地理解“改造”的,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虽然中间有过很短时期我曾想到自杀,以为眼睛一闭就毫无知觉,进入安静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毁誉无损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叫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   
  那天深夜我接到住在联络站里的复旦友人的电话,告诉我“马大哥去世了”。我天亮后才赶到联络站。孩子们小声地哭着,死者静静地睡在床上,大家在等候殡仪馆的车子,只有寥寥几个朋友向遗体告别。 
  那天我们都在万国公墓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墓穴周围有一个人圈,我立在胡风的对面,他的举动我看得很清楚。在葬礼进行的中间,我看见有人向胡风要钱,他掏出来一包钞票,然后又放回衣袋里去。他四周都是人,我有点替他担心,但又无法过去提醒他。后来仪式完毕,覆盖着“民族魂”旗帜的灵柩在墓穴中消失,群众像潮水似的散去。我再看见胡风,他着急地在阴暗中寻找什么东西,他那包钞票果然给人扒去了。他并没有向我提借钱的话。我知道情况以后就对当时也在场的吴朗西说:“胡风替公家办事丢了钱,大家应当支持他。”吴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钱给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预支的稿费。 
  那天我们在贵宾室停留的时间很短,年轻的中国译员没有读过《壶》,不了解井上先生文章里讲些什么,无法传达我的心意。井上先生这样地回答我:“我是说老舍先生抱着壶跳楼的。”意思可能是老舍无意摔破壶。可是原文的最后一句明明是“壶碎人亡”,壶还是给摔破了。 
  那天云阶同志走了以后,我关上大门,在院子里散步,还在想他的事情。我忽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话:“他生活困难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① 这是讲云阶同志那一段时期的生活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看来,他真坚强。两年来同他的接触中我一直没有感觉到一九五七年给他投下的阴影,我始终把第三次肖像画上的笑容看做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欢笑。现在一句话说出了画家二十二年中间悲惨的遭遇和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将来不会再有什么“改正了的错划右派”这顶帽子吧。那么这样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所身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也应当从此结束了。 
  那位作者当然不是傻瓜。他有他的想法。就有这么一伙人。有的公开地发表文章,有的在角落里吱吱喳喳,有的在背后放暗箭伤人,有的打小报告告状。他们就是看不惯“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他们就是要干涉这种“自由”。宪法不在他们的眼里。其他的法律更不在他们的眼里。 
  那些给蛇咬过、见了绳子也害怕的人最好不要再搞文艺创作,你们希望有一个“文艺法”来保护自己。有人就是不满意宪法给你们的这种权利,你们怎么办? 
  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地替知识分子讲话。在一九四三年写的《火》第三部里面,我就替大学教授打过抱不平。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做个教授也实在太苦了,靠那点薪水养活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哪里还有精神做学问?我们刚才碰见历史系的高君允提个篮子在买菜,脸黄肌瘦,加上一身破西装,真像上海的小瘪三。”昆明的大学生背后这样地议论他们的老师,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学生看不起老师,因为他们会跑单帮,做生意,囤积居奇,赚大钱,老师都是些书呆子,不会做这种事。在那个社会知识无用,金钱万能,许多人做着发财的美梦,心地善良的人不容易得到温饱。钱可以赚来更多的钱,书却常常给人带来不幸。在《寒夜》中我写了四十年代前半期重庆的一些事情。当时即使是不大不小的文官,只要没有实权,靠正当收入过日子,也谈不到舒适。我有几个朋友在国民党的行政院当参事或者其他机关担任类似的职务或名义,几个人合租了一座危楼(前院炸掉了,剩下后院一座楼房)。我住在郊外,有时进城过夜,就住在他们那里,楼房的底层也受到炸弹的损害,他们全住在楼上。我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吃的平价米还是靠他们的“特权”买来的,售价低,可是稗子、沙子不少,吃起来难下咽。这些贩卖知识、给别人用来装饰门面的官僚不能跟握枪杆子的官相比,更不能跟掌握实权的大官相比,他们也只是勉强活下去,不会受冻挨饿罢了。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做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长发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① 呢? 
  难道我就开得出支票?我真想和杂文家打一次赌。 
  难道真的就没有问题吗?我手边还有不少年轻读者的来信,控诉包办婚姻的罪恶,十一年中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不合理的安排下憔悴地死去。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上一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下一代一定能够完成。我说过,现在是“四五”运动英雄们的时代,在这一代青年英雄的身上寄托着我们的希望。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将由他们来解决。四个现代化的宏图也将由他们努力来实现。我们要爱护他们。愿他们吸取过去的教训,愿他们不要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愿他们取得彻底的胜利!…… 
  你讲得多好!多么美的愿望!哪里像是晚期癌症患者的信函?我拿着信,从我熟悉的那些字迹上感觉到春天的温暖。我仿佛看到了你那颗火热的心。你第一次回国前后我并不理解你,你准备舍弃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放弃比较方便的工作条件,回来长期工作,我还以为你只是一时的冲动。我和你父亲分别多年,你在台湾长大成人,又在美国读书就业,我单单在一九八○年同你见几次面,怎么能接触到你的内心?我只看出你的乐观和干劲,却并不理解你的毅力和深沉。你从未谈过你对祖国的感情和对事业的理想。今天反复念着你这次病中写的那些字句,我才明白什么是对祖国的爱,事业在你心里占什么样的位置。原来你这位建筑设计师六七年前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就设想在先人生长的故土上修建千万间广厦。你为这个理想到处奔走,就在它快要实现(你是这样看吧)的时候,突然来了可怕的病,开刀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目前你正在进行药物治疗,是否有效,说是三个月后便见分晓。你说:“我只盼望这药物延续的生命不只是维持一个接受药物的肉体,不只是锻炼我和家人的耐力,但愿能找到个有意义的‘事’把时间投入,免得白白地浪费。” 
  你们送了一份画报给我,上面有些文章我拜读了,有不同的看法,想写出自己的意见,可是笔不听我的手指挥,手又不听我的脑筋指挥,始终写不成一
温馨提示如有转载或引用以上内容之必要,敬请将本文链接作为出处标注,谢谢合作!
| 韩国漫画污漫 | 韩国漫画污漫免费 | 韩漫网站19禁经典漫画 | 韩漫网站19禁经典漫画 | 无遮挡韩国十九禁漫画 | 无遮挡韩国十九禁漫画 | 十八禁漫画无遮拦全彩 | 十八禁漫画无遮拦全彩 | 十八禁漫画无遮拦全彩 | OOXX无翼鸟 | 全彩3D无覆盖漫画大全 | 全彩电车痴汉侵犯漫画 | 全彩电车痴汉侵犯漫画 | 韩漫 | 免费无修漫画大全 | 韩国5177污漫画 | 污漫韩国最的漫画免费 | 无翼乌漫画之漫画大全集 | 日本漫画口供无翼全彩漫画 | 手机日韩漫画免费 | 日本漫画大全 |

欢迎使用手机扫描访问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