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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孙后代会

发布:admin10-10分类: 无遮羞中文免费大全

 
  近两个月忽然谣传我要,而且对方是有名有姓的人。有个朋友对我谈起,我只笑了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事。像这样的“社会新闻”在旧社会可能有市场,但在解放后二十九年多的现在不会有人对它感到兴趣吧。谣言会自生自灭的,我这样相信。但这一次我的估计又错了。谣言并不熄灭,却越传越广。这两天居然有人问上门来。据说我曾在锦江饭店摆宴二十八席庆祝婚礼,又说我在新雅饭店设席四十桌大宴宾客。凡是同我常见面的同志,或者在我常去的地方(例如书店)工作的同志,或者常常给我送书来的新华书店的同志,以及我的女儿、女婿,我的妹妹等等都成了打听的对象,连我的四岁半的外孙女也受到幼儿园老师的盘问。老师问她:“你外公结婚吗?”她干脆回答:“没。连相也没照!”前天晚上有个朋友带着儿子来看我,谈了正事之后,她忽然问我最近生活上有什么“变动”,我说完全没有。她的儿子就说,他劳动的工厂和他爱人的工厂里都在流传我结婚的消息。今天有两批客人来,谈起外面讲得好像有凭有据,说我元旦结了婚,请客三四十桌,他们不相信,到我家里来看看,又不像办过喜事。我也只是笑笑,毫不在乎。刚才我得到一位工人读者来信,说:“听说你有喜事,……特来信贺喜”。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要是在三年前恐怕我这条老命就难保住了。所谓“谣言杀人”,并非虚传。当时在上海作威作福的徐某某只要信口说一句:“他结婚请客四十桌,这是资产阶级复辟!”那么马上就会对我进行全面专政。这不是笑话,真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前十天左右我参加过一次追悼会——替一位著名诗人平反。这位诗人同一个造反派谈恋爱,要和她结婚,据说本单位的工宣队员不但不同意,并且批判了他。听说那位徐某某又讲了话:“某某人腐蚀造反派,如何如何……”大概又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吧。于是诗人开煤气自尽。对这件事徐某某究竟有没有责任,还是让历史来裁决吧,我不必在这里多谈了。提到结婚就死人,多可怕!我举这个事例正好说明造谣者的用心。但今天不再是“四害”横行、谣言可以杀人的时候了。我并不感觉到谣言可畏。林彪和“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和法西斯暴行并没有把我搞死,何况区区谣言!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对这种谣言会如此感兴趣呢?这当然要“归功”于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人,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使得不少人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跟自己脱离关系,个人眼前只有一团漆黑,因此种种奇闻奇事才可以分他们的心,吸引他们的注意,使他们甚至花费时间来传播流言。 
  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人家讲,就是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在发牢骚,不用理它们,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做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 
  近年来到处都在议论“知识分子”,好像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似的。不少人替知识分子讲好话,也有人对他们仍然不满。但总的说来,过去所谓的“臭老九”似乎一下子又吃香了。总之,一片“尊重知识”声。不过向来瞧不起知识分子的人多数还是坚持己见,“翘尾巴”论就是从他们嘴里嚷出来的。“知识分子政策”到今天还不能完全“落实”,也就是由于这类人从中作梗。他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尊重知识分子?我想不通。”但我看道理也很简单,“要使用知识分子嘛”。我要你替我卖命,就得对你客气点,做个笑脸,说两句好话,让你心甘情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是有好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优秀的科学家在困难条件下辛勤工作,患了病不休息,反而加倍努力,宁愿早日献出生命,成为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吗?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别的国家中也很少见,你要他们出力卖命,为什么不该尊重他们?但是“翘尾巴”论者却又有不同的看法:“要他们卖命还不容易!拿根鞭子在背后抽嘛!”“四人帮”就是这样做过的。结果呢,肯卖命的人都给折磨死了。不要知识,不要科学,大家只好在苦中作乐,以穷为光荣。自己不懂,也不让别人懂,指手画脚,乱发指示,坚持外行领导内行,无非要大家都变成外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整了别人,也整到自己。这样一来,知识真的成了罪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矛头都是对准知识分子。“文革”期间批斗难熬,我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也曾多次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皇帝的文字大狱,希特勒“元首”的个人迷信等等,等等……这不都是拿知识分子做枪靶子吗?那些人就是害怕知识分子的这一点点“知识”,担心他们不听话,惟恐他们兴妖作怪,总是挖空心思对付他们,而且一代比一代厉害。奇怪的是到了我的身上,我还把知识当做草原上的草一样想用野火烧尽它们。人们这样说,我也这样相信,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知识”,我也必须把属于知识分子的这些“毒草”烧尽铲绝,才能得到改造,做一个有用的人。几十年中间,我的时间和精力完全消耗在血和火的考验上,最后差一点死在“四人帮”的毒手上。当时我真愿意早一天脱胎换骨,完成改造的大业,摘去知识分子的小帽。我本来“知识”有限,一身瘦骨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大油锅里熬来熬去,什么“知识”都熬光了,可是却给我换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让我做了整整十年的“人下人”、任人随意打骂的“人下人”。罪名仍然是:我有那么一点点“知识”。 
  近年来我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装的地方戏,戏中常有县官审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关于这个我也有个人的见闻。我六七岁时我父亲在广元县做县官,他在二堂审案,我有空就跑去“旁听”。我不站在显著的地方,他也不来干涉。他和戏里的官差不多,“犯人”不肯承认罪行,就喊“打”。有时一打“犯人”就招;有时打下去“犯人”大叫“冤枉”。板子分宽窄两种,称为“大板子”和“小板子”。此外父亲还用过一种刑罚,叫做“跪抬盒”,让“犯人”跪在抬盒里,膝下放一盘铁链,两手给拉直伸进两个平时放抬杆的洞里。这刑罚比打小板子厉害,“犯人”跪不到多久就杀猪似的叫起来。我不曾见父亲审过大案,因此他用刑不多。父亲就只做过两年县官,但这两年的经验使我终生厌恶体刑,不仅对体刑,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感到厌恶。古语说,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么压迫下面哪里会有真话? 
  靳以刚刚活了五十岁。最后十年他写得不多。他很谦虚,在五十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我还记得有一次,不是一九五五年就是五六年,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拿出《寒夜》横排本校样在灯下校改,他看见了就批评我:“你为什么还要重印这种书?”我当时还不够谦虚,因此也只是笑笑,仍旧埋头看校样。后来《寒夜》还是照常出版。但是,两三年、四五年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后悔,终于彻底否定了它。 
  靳以逝世的时候刚刚年过五十,有人说:“他死得太早了。”我想,要是他再活三十年那有多好。我们常常感到惋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其他几位老作家在“牛棚”里也常常谈起他,我们却是这样说:“靳以幸亏早死,否则他一定受不了。”我每次挨斗受辱之后回到“牛棚”里,必然想到靳以。“他即使在五九年不病死,现在也会给折磨死的。”我有时这样想。然而他还是“在劫难逃”,他的坟给挖掉了。幸而骨灰给保存了下来,存放在龙华革命公墓里。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以后,什么都没有了。①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经过我这里走进苦痛的城, 
  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 
  井上先生,您是不是还记得一九六三年秋天我们在上海和平饭店一起喝酒,您的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您说:比起西方人来,日本人同中国人更容易亲近。您说得好!我们两国人民间的确有不少共同的地方:我们谦虚,不轻易吐露自己真实的感情,但倘使什么人或什么事触动了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交出个人的一切,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真挚的友情,我们甚至可以献出生命。您我之间的友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先生来信中提到“文革”期间十一年的消息隔绝,但我在前面说的您我二十一年的交谊里仍然包含着这十一年,因为我在“牛棚”内受尽折磨、暗暗背诵但丁的《地狱》的时候,我经常回忆和日本文化界友人欢聚、坦率交谈的情景,在严冬我也感到了暖意。我也曾听说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可以说,就是在我给剥夺了同你们会见的权利时,我同你们之间的友谊也不曾中断。而且我们的友谊正是在重重的困难和阻力中发展起来的。 
  井上先生,在迎接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拜读了先生的来信,充满友情的语言使我十分感动。虽然在病中写字困难,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字一字地写出我心里的话来。 
  敬爱的巴金爷爷:我们是十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不到十一周岁,在学校里都获得了“三好”或“品学兼优”的奖励。但是近年来,我们被一些新的现象迷惑了。爸爸妈妈说话三句不离钞票,社会上常以收入多作为自己的骄傲。有位每月工资是三十多元的老师,当我们问她工资多少时,她脸红了。我们有位同学数学考了九十四分,她呜咽起来,原来爸爸答应她,考了九十五分可得五元奖金。许多家长都用金钱、新衣、旅游来鼓励我们取得好成绩。有些同学在谈到将来时,往往把单位好、工资高、奖金多作为自己最好的向往。一句话,为金钱工作、为金钱学习,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这难道就是我们八十年代的少年应该追求的理想吗?作为三好学生,我们可以攻克学习上的重重难关,但是在这里,在理想问题上我们成了十只迷途的羔羊。但是我们不甘沉沦,我们决心探索、寻求,我们十个朋友决定开展一个“寻求理想”的活动。 
  敬爱的朋友,我是要来的。但是我在什么地方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呢?中日两国的邦交恢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您的五卷新作《回想之文学》出版了。您的事业正在发展,您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什么您偏偏死在刚刚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然而您放心吧。大桥架起来了,走的人越来越多,它是垮不了的。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孙后代会看见的,一定会看见的,我相信,我坚信。 
  究竟是因为什么?…… 
  究竟属于谁   
  九姑从北京回来,仍然经过上海,我记得她在招待所住了三几天,我还听见她夸奖萧珊参加工作队有了很大的进步。她不曾谈起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但是连郭老也公开表示他的著作应当全部烧毁,他本人愿意到生活里去滚一身泥巴。因此一位写诗的朋友也诚恳地劝我表态,我接着就在学习会上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这样完全否定了自己,我并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轻松,心想总可以混过一些时候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仿佛把人的脑子磨炼得非常敏感,其实它反倒给磨得十分迟钝。那几个月我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就是这样。我好像十分害怕,又仿佛毫不在乎。我到北站送九姑上车,朝着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的长姐似的和善面颜不住地摇手,我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雨具,怎么挡得住可能落下的倾盆大雨!“我们”不单是指我,不单是指九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   
  九姑活过了八十,不算短寿。在靠边期间她还下过水田劳动,经受了考验,也终于得到了“解放”。但是她没有能充分地利用她的生命和才华,她不能死而无憾。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只差十多天的时间,她没有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 
  九天以后我们把他安葬在虹桥公墓,让他的遗体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五个女生在他墓前种了两株柏树。 
  九月二十八日病中写   
  九月二十二日   
  九月二十日   
  九月六日   
  九月七日   
  九月三日写完   
  九月十九日   
  九月十日病中   
  九月十五日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见《旅途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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