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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这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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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幅油画像还挂在我的工作室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靠了边、等待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我才把它取下,没有让造反派看见,因此它也给保存下来了。前年(一九七七)五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上海文艺界的座谈会,在友谊电影院门口遇见画家,我高兴地同他握手,告诉他:“你二十二年前给我画的像,现在还在我家里,好好的一点也没有损坏!”这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十一年里我认识的人中间,哪一家不曾给造反派或红卫兵抄家几次?有关文化的东西哪一样在“浩劫”中得到保全?我烧毁了我保存了四十年的我大哥的一百多封书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我大哥绝命书的抄本(这是我请我九妹代烧的),但是我竟然保全了这幅“反动权威”的“反动”画像,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但是那样的日子是不会再来的了。今天人们可以随意讲心里的话。汝龙也不愿意在我面前把心遮掩起来。那么让我再从他的信中抄录几句:   但是事情不会是这么简单。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刮来一阵狂风,所谓“批黑画”的运动开始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挥舞大棒做报告随意点名,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的艺术家又无缘无故地给揪出来做靶子,连《满山红叶女郎樵》的旧作也被说成“反对三面红旗”的毒草。《船里看春景》中的水里桃花倒影也给当做“攻击人民公社”的罪证。无情的批斗已经不能说服人了,它只有使我看出:谁有权有势谁就有理。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懂得人们谈论的社会效果是怎么一回事情。我逐渐明白:像棍子一样厉害的批评常常否定了批评本身。棍子下得越多越是暴露了自己。最初我真的相信批斗我是为了挽救我。但是经受了长期批斗之后,我才明白那些以批斗别人为乐的人是踏着别人的尸首青云直上的。我已经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忽然发现一切符咒都是随意编造,我不能靠谎言过日子,必须动动自己的脑筋。眼睛逐渐睁大,背上的包袱也就逐渐减轻。我不再惶恐,不再害怕,不再有有罪的感觉。脑子活动了,思想多起来了,我想起给捣毁了的杭州的岳飞庙和跪在岳坟前的四个铁像,我仿佛见到了新的光明。那不就是用“莫须有”罪名害人的人的下场吗?   但是腿伤尚未治好,我又因神经系统的病住进医院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欺骗读者。我倒愿意拿本来的面目同读者见面,我说把心交给读者,并不是一句空话。我不是以文学成家的人,因此我不妨狂妄地说,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说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写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话,那么几十年来我所有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旧社会中写作,为了对付审查老爷,我常常挖空心思,转弯抹角,避开老爷们的注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决不是追求技巧。有人得意地夸耀技巧,他们可能是幸运者。我承认别人的才华,我自己缺少这颗光芒四射的宝石,但是我并不佩服、羡慕人们所谓的“技巧”。当然我也不想把技巧一笔抹杀,因为我没有权利干涉别人把自己装饰得更漂亮。每个人都有权随意化妆。但是对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红的这样一种文章我却十分讨厌。即使它们用技巧“武装到牙齿”,它们也不过是文章骗子或者骗子文章。这种文章我看得太多了!   但是我从小就不安于现状,我总是在想改变我的现状,因为我不愿意白吃干饭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写些文章,多完成两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变我的现状。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动脑筋思考,我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虽然我的成绩很小,虽然我因为是“臭老九”遭受“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打击和迫害,可是我仍然认为选择了文学的道路是我的幸运。我同胞兄弟五人,连嫡堂弟兄一共二十三个,活到今天的不到一半,我年纪最大,还能够奋笔写作,是莫大的幸福。这幸福就是从不安于现状来的。年轻时我喜欢引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现在我又想起了它。这十几年中间我看见的胆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个时期我也诚心诚意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成为没有自己意志的机器人。我为什么对《未来世界》影片中的机器人感到兴趣,几次在文章里谈起“它”呢?只是因为我在“牛棚”里当过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后来我发现了这是一场大骗局,我的心死了(古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走进“牛棚”的时候,就想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   但是我怎样给亡友摘去那顶沉重的“反动文人”的帽子、揩去溅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呢?   但是我终于把它们阅读完毕了。我回过头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兴奋,我思索,我回忆,我痛苦。我仿佛站在杂技场的圆形舞台上接受批斗,为我的写作生活做了彻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它又是我心里的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自己。事实不断改变,思想也跟着变化,当时怎么想怎么说就让它们照原样留在纸上。替自己解释、辩护,已经成为多余。五十四年来我是怎样生活的,我是怎样写作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究竟做过些什么样的事,等等等等,在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回答。有人要批判我,它倒是很好的材料。至少我的思想的变化在这里毫不隐蔽地当众展览了。   但是现在由自己编辑出版单行本,丢开“文学”的头衔,我便感到自由自在了。我希望有一天新的改订本会淘汰掉那些盗印本和“租型本”。   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任何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它继续存在,或者它消灭,要看它的社会效益,要根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所谓不属于个人,并非说它就是“社会财富”,只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好的或者坏的影响,作者便不能推卸责任,譬如欠债要还。编印《全集》,不过是给我五六十年的创作实践做一个总结,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债,我自己心中有数,才可以安心地放下这枝已经变得有千斤般重的笔。   但是在殡仪馆开吊的时候,到灵前致敬的人却有不少,好客的死者不会感到寂寞。他身边毫无积蓄,从台北只带回几箱图书。有人建议为子女募集教育费,已经草拟了启事并印了出来,但不久战争逼近上海,也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仪式完毕后遗体由回教协会安葬在回民公墓。孩子们起初不同意,经过说服,一切都顺利解决。我也参加了公葬仪式,我后来也去过公墓。公墓在徐家汇,地方不大。两个孩子健康地成长起来,图书全部捐赠给了学校。一九七二年他的儿子有事情到上海,再去扫父亲的墓,可是找不到墓地在什么地方。   但是在作家中我可以算做不幸的一个:我的作品的盗版本最多,有的“选集”里甚至收入了别人的文章。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制止盗版和不征求同意的编选,我便亲自动手编印选集,不让人在我的脸上随意涂抹。我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但是这些都过去了。经过十年的考验,我活了下来,我还能够拿笔,我还能够飞行十七个小时。我居然第二次来到沙多—吉里,我居然重新走进拉封丹中学的大门。我走进五十年前的大饭厅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   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掩盖我工作的缺点。我当时年轻胆大,把任何工作都看得十分简单,对编辑、出版的事也是这样看待。不用设想,不用考虑,拿到什么稿子就出什么书。不管会与不会,只要有工作就做。当时做事情劲头大,印一本书好像并不费事。我还记得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尔基原著)中的错字,我到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当场改好。那个年轻工人因为下班后同女朋友有约会,显得很不耐烦,但是我缠住他不放,又讲了不少好话,终于达到了目的。   但是这种情况决不会长期存在下去。《方舟》作者所期待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拿出更大的勇气,为读者写出更好的作品。   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样地宣言道:   但我是不是做到了呢?这很难说。回想起来,我也说过假话,而且不止一次,那就是听信别人讲话不假思考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件事情: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我在上海《中学生》杂志上用“马琴”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篇《广州》,是杂志社约我写的地方印象记。文中提到那座可以拆开的海珠桥,我写道,听说这是从瑞士买来的旧桥。一位广东朋友对我这样讲过,我不加考虑,就把他的话抄录在文章里。这句毫无根据的话让当时的广州市政府的人看到了,他们拿出可靠的材料,找发行《中学生》杂志的开明书店交涉,书店无话可说,只好登报道歉,广告费就花去两百多元。我贩卖假话闯祸的事大概就只有这一件。但我写文章时并不知道这是朋友的信口“随说”。像这样的事以后还有,只是没有闯祸罢了。因此我应当补充一句:坚持不说假话,也很困难。   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给关进“牛棚”的。杂文家可能比我先走一步。我还在北京、汉口、上海三地相继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以副团长身份大宴宾客的时候,不少熟人都失去了自由、挨斗受辱,而且因为报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牛鬼”。我和杂文家失去了联系,即使住在同一个城市,我也无法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会议结束,送走全部外宾,我也做了“阶下囚”。   但西湖的绿化工作做得不错,也不难应付发展得很快的形势。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游人,也看到越来越美的山水。横遭冤屈的名胜古迹得到了昭雪;破坏了的景物逐渐在恢复;新建设的公园不断在增加。西湖的确是我们的大花园。   但这也是过去的事情了。十二级台风也好,龙卷风也好,差一点把我送进了“永恒的痛苦”,然而我也见过了世面,而且活下来了。我不能说从此不再怕风,不过我也决不是笔记小说里那种随风飘荡的游魂。   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在他们对着一部作品准备拉弦发箭的时候,忽然把文学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写了二十多年小说、接着又编写《中国服装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还是老两口共用一张小书桌,连一间工作室也没有,在这里文学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当然,谁也不必把孩子的话看得太认真。的确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孩子不会因为功课重就“看破红尘”,也不会因为挨骂多就起来“造反”。一切会照常进行,不必紧张。孩子虽爱面子,但也不会去考“重点学校”,她父母也不会强迫她考“重点学校”,我更不鼓励她念“重点学校”,因为做“重点”学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她还不够条件。   当然不是一次的交谈就可以解决问题。我这里所谓“互相了解”也只是一个开始。过了一个多星期,我们访问了尼斯、马赛、里昂以后回到巴黎,一个下午我们在贝热隆先生主持的凤凰书店里待了一个小时。气氛和在新安江饭店里差不多,好些年轻的中国人拿着书来找我们签字。我望着他们,他们孩子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他们的眼光是那么友好,那么单纯,他们好像是来向我们要求祝福。我起初一愣,接着我就明白了:我们刚从祖国来,马上就要回到她身边去,他们向我要求的是祖国母亲的祝福。   当然迟来总比不来好①。   当然对“样板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似乎并没有人禁止过这些戏的上演。不论是演员或者是听众,你喜欢唱几句,你有你的自由。但是我也要提高警惕,也许是我的过虑,我真害怕一九六六年的惨剧重上舞台。时光流逝得真快,二十年过去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的话我们不能轻易忘记啊!   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喜欢或者讨厌托尔斯泰,称赞他或者批判他,但是他们总应该多少了解他,总应该根据一点点事实讲话。托尔斯泰的生活经历是那么丰富,有那么多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又是不难找到的,我也用不着在这里引经据典来证明托尔斯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从一本传记中引用一节话说明我的看法:   当然是写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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